崇祯十三年夏，李自成率义军由湖北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的淅川、内乡一带。当时其兵力相称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但到崇祯十四年正月就占领洛阳，兵力已达数万。崇祯十五年玄月又占领开封。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叛逆师得到了计策上的主动地位，而明政府咽喉被扼，腹心内溃，之后处于半瘫痪状态了。李自成义军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韶光里在河南发展如此迅速呢？除了河南地区阶级抵牾极度尖锐，崇祯十三、十四年的严重灾荒以及李自成义军经由长期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履历等成分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缘故原由便是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表示了叛逆师反抗暴政解民倒悬的宗旨，得到了河南广大公民的衷心推戴。史实表明，叛逆师提出免粮政策后，农人们纷纭站到叛逆师一边来，后期的农人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免粮的旗帜下进行的。
一、免粮的缘故原由
明代的赋税是通过鱼鳞图册与黄册来征收的。
鱼鳞图册实在便是田地之图，它把田地分区分段，绘画区内的田形，丈尺田界，记录田地种类和肥瘦，买卖情形及田主姓名，再编列字号，订成一册。鱼鳞图册的得名是由于内里绘制的田亩，状似鱼鳞。《明实录》说：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曰鱼鳞图册。鱼鳞图册详细记载的田产的情形，比如田地的好坏、产权争执的依据，并随时登记变动环境，以此作为定赋役的标准。
黄册与黄册制度是明代比较通畅的登记户口制度。黄册以户为单位，每十年更新一次。黄册紧张是为了登记人口而用，但也规定人与地皮之间的霸占关系。比如黄册上的人与所占地都是对应的，比如某人有田百亩，那么黄册上就对应着有百亩，如果他卖去二十亩，那么就应该再造新册，写上：旧管百亩，今卖二十亩，新管八十亩。黄册与甲里制度相合营利用。《明史·杨思义附范敏传记》说：“十三年，试尚书……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敏议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人为里长，鸠一里之事，以供岁役，十年一周，余百户为甲，后仍其制不废。”如上所述，甲里制度的以一百一十户为为单位，形成一里，这是清查户口的手段，黄册则是体例，详细记录每户籍贯、丁口、姓名、年事、田宅、资产。政府则节制黄册登记的每户人丁和田宅资产。黄册与甲里制度涌现往后，基本上节制全国的户口和耕地，赋役征收管理制度更趋完善。
黄册与鱼鳞册合营利用，严明地规定了地皮的所有权，基本上办理了地皮与霸占者、赋税之间的关系，可有效掌握吞并的。但到明中期往后，封建国家地皮所有制衰落，其突出表现是官田的民田化。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吞并地皮愈来愈专横狂，他们依赖政治权势大量地侵略官地和私田。黄册上的数字已经并不准确，这个制度被毁坏了。对此，国学家钱穆剖析得很清楚，他说：“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略别人的太多了，便会有人想法变乱黄册，把新收的挪为旧管的，来迁就此种吞并之恶风。又黄册规定每一百十户为一里，推择个中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分十甲，一甲分十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紧张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吞并之风既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则小户非倾家荡产不可。”
黄册被毁坏，鱼鳞册同样不能真实的反响地皮的情形，业主名字既然可以变动，则无法与真实的地皮所有情形对应。两册毁坏后，地主豪强吞并地皮没有法理上的约束，吞并之风就愈加严重，使适合局节制的能征收赋税的小农地皮越来越少、能摊派徭役兵役的小农越来越少。由于被吞并的地皮大都不在鱼鳞册，享受统统免税特权，而原有地皮上的农人不但无地可种，还要缴税，地皮越少，税收越高，无地的农人缴不起税，有地的农人包袱更重。恶性循环形成后，就造成了明朝中后期内部最大的社会问题——流民征象。为了弹压农人的流亡，政府为筹集军饷就只有加派再加派，当频繁而严重的灾荒到来时，流亡的农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开始造反了，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履历越来越丰富，对政府对社会的认识也逐渐深刻起来。而提出“均田免粮”口号的李自成，势力迅速扩展，群雄归附，成为农人叛逆师中最强大的一支。《石匮书后集》记载就有明确的反响：“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子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劫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二、叛逆师的养活方法
明末农人义军叛逆前期，实力弱，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还处于流动作战阶段，办理军队养活的办法不过是吃大户、打粮，便是从地主手中夺得粮食，除办理叛逆师战士的口粮外，剩余部分用于救援当地贫民。到崇祯十五年后期，叛逆师占领洛阳、开封、襄阳等地，在河南站稳脚跟后，建立襄阳政权和各级地方政权时，提出了三年免征的政策。那么叛逆师在免征期间依赖什么办法来办理自身供应问题呢？据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几种：
1、没收明宗室勋戚、政府仓廪库藏和贪官污吏的家产
同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比较，明代宗室享有分外地位。明制规定，宗室禄给标准，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以下逐级递减至200石为最低额，世世不变。这样，明王朝的皇族宗室成员，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和寄生阶层。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宗室人口过18492人。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已达157000余人。估计到明朝末年，宗室人口至少已超过20万人，这大概是天下上繁衍发展最快的宗族，正如当时人王世贞所说，这也是“千古所未有也”。而弘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殊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大家的赋役包袱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急。如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然而欲壑难填，明宗室并不知足于安享经朝廷之手压迫的禄米，他们还要直接霸占庄田。如潞王占田四万顷，福王二万顷。实在，历朝分封的藩王无不是极尽吞并之能是。唐王仅在南阳一县就占“膳田”达二十二万亩；吉王的庄田在“长、善两邑旧额八万亩，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占这两县全部田地的十分之四。以是很多时候政府仓廪库藏很少，而王府库里金银财物堆积如山。
正由于如此，李自成义军所到之处对明宗室勋戚采纳的是连根革除的政策：“贼破城辄先收宗人”、“惟宗室无得免者”。占领大同后“杀明宗室殆尽”，有的代藩宗室吓得改名换姓，不敢自认朱家子孙。崇祯十四年占领洛阳，自成斥责福王等“王侯朱紫剥穷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一丝一粒赈济百姓”，处去世福王后大开福邸仓库“令饥者以远近就食”，深得广大群众推戴。剩下大量金银财物留作军用，对其他“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这是叛逆师粮饷的一个极其主要来源。此外叛逆师占领州县时也可以从明政府仓廪库藏中缴获为数不等的粮食作物。
由于农人在转战过程中缴获的银钱相称多，而李自成长期禁令不准叛逆师战士私藏金银，以是叛逆师能坚持按公正交易的原则向地方居民购买粮食等物资，这样既避免了运输储存保护粮食的麻烦，又赢得广大百姓的推戴与支持。
2、各地农人的增援
各地农人仇恨明政府，把叛逆师看作自己利益的保护者，主动地供应骡马粮草。崇祯十五年底“谷城、光化、邓州、淅川一带，闯贼尽置伪官，寨民供其刍粮”。崇祯十六年，明总兵左良玉在揭帖中说: “中州民竞送马骡粮草，贼遂以日盛日强”。这些反响了叛逆师粮食供应的另一路源。
3、追赃助饷
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叛逆师盘踞西安往后，形势发展很快，军队数量迅速增加，政权机构普遍建立，原来那种没收明宗室勋戚、政府仓廪库藏和贪官污吏的家产等方法以不适用了。李自成不愿放弃“免粮”政策失落信于民，于是制订了对明朝官绅“追赃助饷”的政策。这一政策与打粮吃大户、“贪官污吏籍其家以赏军”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更明确了。“追赃助饷”从崇祯十六年底到次年五六月间，前后约有半年。北京搞追赃助饷前后不过二十天，有些地方韶光更短乃至没来得及实施大顺政权就失落败了。
关于大顺军占领北京之后，究竟从宫中缴获了多少属于天子的私财，各种史乘记载不合很大。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称弘大。其余还有对明宗室的全部财产、勋戚的部分财产和对官僚的追赃，听说追赃助饷总数达到白银七千万两之多。
可见，当时大顺中心政权手中节制着大量的财富，至少可以知足两三年以上的须要。
4、其他办法
(1)屯田。崇祯十五年冬，李自成叛逆师掌握了河南大部地区，开始建立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宣告“三年不征”，并采纳切实步骤保护和规复农业生产。为确保部分军需，免除或减轻群众包袱，叛逆师在一些地方实施了屯田。除“募民垦田”以外，义军还直接盘踞明宗室、官僚地主以及无主荒地进行屯种。李永茂题本中就说道：“刘、贺二贼，将南阳迤南并西北楼寨主庄田俱已占完”，又提及义军“占襄阳地土耕种”。
（2）打粮及抢收地方区域粮食作物。在战役正在进行时或一些分外期间，叛逆师及其政权会因粮物缺少或对敌斗争的须要采纳紧急方法。如崇祯十六年，叛逆师在荆州府，“初言三年不征粮，愚民信之。方秋乃亩输三斗，过此则哨官游骑下乡打粮，随其多寡半分之，相继而来”。又如三攻开封时，叛逆师和官兵都争抢城外熟麦；甲申四月大顺军路应标、冯养珠围攻勋阳，“麦熟，贼尽割之”。这都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须要，既补充了自己的粮食供应，又增加了对方的困难。
三、免粮的后果
李自成叛逆师针对明王朝重赋与加派提出“三年不征”，确实得到了民心，叛逆师发展迅速，三年多的韶光就推翻了明王朝，让人惊叹!然盘踞北京几个月就迅速失落败，败的那么快，又不得不让人扼腕嗟叹。究其缘故原由自然浩瀚，而因免粮而采纳的追赃助饷等非常规政权征收政策带来的后果不得不让人寻思。
李自成叛逆师的没收明宗室勋戚、政府仓廪库藏和贪官污吏的家产、追赃助饷等政策和对农人“三年免征”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叛逆师及往后大顺政权财政政策的核心，光鲜地表示了大顺政权的农人革命性。但是将大顺政权险些全部国家经费压到官绅地主身上，一定会引起地主阶级的猖獗敌视，导致了后来满汉地主阶级相互勾结，共同息灭农人革命的恶果。
然而，李自成叛逆师免粮后采纳的系列方法都是分外情形下的紧急办法，都是短期的行为。一旦政权建立，秩序开始稳定，就必须要有完善的赋税制度来代替。无论那种政权，为了供应公共资源、保持强大的国防等必需要坚持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须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完善的赋税制度。然而李自成叛逆师从襄阳建立政权开始到西安再到北京建立全国性政权都还在履行没收明宗室勋戚、政府仓廪库藏和贪官污吏的家产、追赃助饷以及对农人“三年免征”政策，直到败走西安时才敕令停滞追赃助饷，个中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得不令人寻思。在某种程度上说李自成这种非税思想是其失落败的主要缘故原由，此所谓成也免粮，败也免粮！